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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研讨会以“文化遗产与共同体”为主题，按专题分设9个讨论小组，包括云南大学线下论坛及学生专场，共有来自国内外文博界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七十余人参会发言，线上近5000人旁听。会议还同步举行了《博物馆人类学经典译丛》发布与第二届青年策展人入围课题评选等系列活动。我馆保管部李兴力受邀发言并参加了青年策展人入围课题投票评选活动。
为期两天紧凑的会议研讨中，各专家学者从不同时期、不同层位、不同层次探讨了博物馆人类学的发展未来，也是中国博物馆学为全球博物馆学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构建博物馆发展的学术共同体，对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质量的学术报告不断激起学术思想碰撞的火花，线上听众提问也非常活跃。
我馆李兴力以《物与象：认知与价值的融合——昆明大理国五佛十二生肖火葬罐的研究》为主题展开研究与探讨，聚焦于我馆馆藏珍贵文物——大理国五佛十二生肖火葬罐，并对其形制、象征符号进行分析，将其符号意义与大理国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以及丧葬习俗等历史背景集合，探究大理国释道文化并存发展的现实背景、丧葬观念与火葬习俗。五佛十二生肖火葬罐不仅是大理国思想观念的实物见证，也是权力场域的物化表现，其现实与自身之间有着互相映照的关系，蕴藏的符号价值不仅统一了社会心理，也实现了统治者的目的。
会议主办方发言人云南大学副校长段红云在会议中指出，云南大学与中国民族博物馆深度合作，将进一步推进博物馆的建设，推进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民族博物馆、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均表示，由于疫情原因，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初次尝试以隔空相见的方式呈现，这种虚拟空间对比过往封闭的空间更具有力量，能让更多同仁们参与到研讨会中。随着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文化遗产与共同体”这一议题所激发的理论思考的活跃性和思想的丰富性，表明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可以及时回应博物馆事业飞速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博物馆里开展人类学研究，对于当代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具有充满活力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性价值。
此次研讨会也为我馆专业人员搭建了全新的学术交流空间，开阔了研究视野，提升了我馆专业人员的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是我馆学术研究向多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有效学习路径，也为宣传和展示昆明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提供契机和平台。
链接第三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学术大咖
如何用民族学藏品打造国家博物馆——来自德国洪堡论坛的思考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Sharon MacDonald）作了题为《如何用民族学藏品打造国家博物馆——来自德国洪堡论坛的思考 How to make a national museum with ethnological collections Reflections from Germany’s Humboldt Forum》的演讲，讲座由北京大学张力生博士进行翻译。麦夏兰教授以最近在德国柏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项目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及其中展示的民族学藏品为案例，思考了民族学遗产在构建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中，应扮演何种角色。麦夏兰教授指出，德国的许多民族学收藏中都包含来自欧洲之外的藏品。由于欧洲民族学收藏者认为现代性正在吞噬欧洲本土社会“边缘”（the margins）及其传统生活方式和欧洲之外的传统文化，因而产生危机感，因此亟需在其彻底消逝之前收集并保留一些痕迹，然而这种收藏文化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殖民背景。
洪堡论坛展出的大多数民族学藏品关系到德国之外，以及欧洲之外的世界。这些藏品显示了德国“收集”并“占有”欧洲以外地方的物品的能力。如今这座博物馆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超越这种“占有和掌控”的叙事。
麦夏兰指出，博物馆可以对殖民主义相关的藏品进行创造性“回馈”，如：在展陈方式上可以不再拘泥于既有的等级秩序和分类学，而是通过展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藏品之间的联系以及差异，来探讨共同的主题。
私人博物馆的亲近感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人类学家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发表题为《 私人博物馆的亲近感 The Intimacy of Private Museums》的演讲。他分享了他关于民间和国家博物馆间的思考。首先他对中国私人博物馆的现状作了简单的回顾，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博物馆和遗产的热潮，民间藏家和其藏品的增长引人瞩目。他们的收藏是一种“威望经济”（prestige economy），同时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受到官方鼓励。迈克尔教授关注的是民间博物馆与藏家个人名声和成功叙事之间的一致性，以及民间藏家如何通过创建博物馆，将个人的成就、价值，与乡情、集体归属感融合。
迈克尔介绍了安溪茶商黄先生通过开茶园传播当地茶文化、“恩公”信仰的事迹，并指出这是私人对遗产传承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案例是泉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收藏墓碑，同时致力于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的复兴。这两个案例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民间博物馆的亲切感以及恋乡情结等问题。个人对于家乡的情结可以和“家国情怀”的政治理想联系在一起，国家和地方都可被人格化，表达感情。两者都能成为建立和维系亲切感的对象，这也呼应了我们会议的主题——文化遗产与共同体。
艺术何以乡建？
——艺术社区与乡村博物馆（美术馆）行动的人类学观察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大学图书馆馆长潘守永发表题为《艺术何以乡建?——艺术社区与乡村博物馆（美术馆）行动的人类学观察》的演讲，他认为艺术介入乡村振兴是一项学科课题，也是一种主张。潘教授从村民中的美好生活、周围艺术家驻地创作、艺术节与跨学科论坛等三个方面讲解了横渡美术馆案例。他由此案例延伸出，从实践形态看艺术进入社区，要建立多学科观察认识的视角，从人类学、博物馆学、新美术馆学等充分表达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人类学思考乡村建设应包含作为时间和空间形态的乡村、作为文化形式和生活方式的乡村、作为“乡建”和“被乡建”形态的乡村三个基本维度。博物馆人类学应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去思考博物馆和美术馆应该怎么服务于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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