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文物学会 作者：阮家新 日期：2012年09月25日

    近年来，各种门类博物馆的兴建，如雨后春笋，为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锦上添花。与此相适应，民间收藏热也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和地摊，充斥大街小巷，猎奇的人们徜徉其间，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电视台的鉴宝、寻宝节目，动辄给出几万、几十万、甚至更高的标价，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眼球；媒体上五花八门的收藏品、纪念品广告，使人目不暇接；偶有文物机构举行义务鉴定，便有成百上千的人，提着箱包囊匣，排起长队，等候“过堂”，企盼“鸿运”。市场上炒作的品种越来越多，除字画、陶瓷、金玉、邮票等传统炒作品种外，连蟋蟀罐、服饰纽扣、旧版人民币……都被炒得烫手。这些现象，一方面反映着文物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分量，有利于文物的传承和保护，是可喜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反映着商品大潮对文物事业的冲击，过分的商业渲染和过度的市场炒作，可能会扭曲文物本来的属性和价值，助长投机行为和拜金主义，甚至会助长偷盗走私文物等刑事案件的发生。因此，文博工作者既要研究本身的专业问题，也要引导社会公众客观正确看待文物的属性和价值；既要科学解读历史，也要关注相关的现实问题。本文拟就此谈以下几点意见：

    （一）走出“文物”的误区据观察，目前对“文物”的概念至少有以下几种误解：

    第一，把“旧物”（或“古物”）与“文物”混同，误以为旧物或古物就是文物。过去，文物不是也叫“古董”、“古玩”吗？所以，只要是沾点“古”味儿的东西，祖传的陶瓷器皿（碗、盘、瓶、壶）、金玉首饰、各种摆件(工艺品、钟表等)、家具等等，似乎都可称之为文物，时间越“古”越好。在电视台播出的鉴宝、寻宝节目中，鉴定师们不问物品的来龙去脉，只要是民初晚清及以前的瓷碗、瓷瓶，本来很寻常的，也被说成宝贝，給予很高的估值，有的甚至故意把晚清的东西说成是乾隆、康熙年间的东西，以抬高身价。这些看法和说法，都包含着对文物的误解和误导。

    其实，旧物（古物）和文物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文物固然是旧物、古物，是历史文化遗产，但并非所有旧物、古物都是文物、宝物。试想：谁家没有瓶瓶罐罐？谁家没有几件摆设？传过几代，就变成了文物、宝物，这可能吗？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种质料的器皿、工艺品、装饰品、字画及其他用品，天晓得有多少？都是文物、宝物吗？人类在地球上生存活动已有上百万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五千年以上，祖先留下的所有物品都是古物，笼统地说这些古物属于历史文化遗产，并无不可，但具体到每一件物品，能说它们都是文物、宝物吗？不能！绝对不能！

    文物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和精华，是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中有标志性、典型性、重大记事和重要典故（故事）的物品，而决不是所有的旧物、古物都能成为文物。绝大多数的旧物、古物，都是很普通的物品，它们除年代长久一点以外，同现代的普通物品一样，并不具有文物的属性和价值。

    第二，把“收藏品”与“文物”混同，认为收藏品既然具有收藏价值，也就具有文物价值，或收藏若干年后，就可以变成文物。这种看法只对了一半，即收藏品确实具有收藏价值，不然，谁去收藏它们呢？至于收藏品是否具有文物价值，是否可以成为文物，那却未必。举例来说，邮票是一种很好的收藏品，有纪念意义，有欣赏价值，有票面价值，还可以升值，收藏的人很多。据报道，1980年发行的第一款生肖邮票——猴票，眼下已炒到上万元一枚，整版猴票高达120万元一版，价格惊人。但能说这些猴票都是文物，都具有文物价值吗？当然不能！即使是有重要意义的纪念邮票首日封，也不可能都成为文物。试想：邮政总局一年要发行几十套，少则几百万枚、多则上亿枚的邮票，如果所有邮票都能成为文物，那还了得！邮政总局岂不成了“文物制造总局”或“文物发行总局”？

    再说钱币，品种很多，数量无算，且不说历代古钱币，仅近现代大家所熟知的钱币，就数不胜数。拿一元面值的“袁大头”银元来说，就有民国三年、八年、九年、十年版，以及天津、南京、武汉、广州、四川、甘肃、福建等不同造币厂的出品，铸造数量达数十亿枚。据报道，目前市场上最普通的民国三年“袁大头”，每枚售价已达1000多元，天津的初铸版、签名版因数量较少，每枚售价高达10万元以上。这么多的“袁大头”都能成为文物、具有文物价值吗？当然不能！

    在诸多钱币品种中，已停止流通的旧版人民币现在也炒得炙手可热，其中“豹子套票”（全套钞票后三位数码相同，例如都是333，666，888……）、“狮子套票”（全套钞票后四位数码相同）、“大象套票”（全套钞票后五位数码相同）等，售价惊人，但即使这种难得一见的套票，除了后几位数码巧合相同外（不排除造假），并没有更多的信息和故事，所有也只是稀罕有趣的收藏品，而不是文物。据笔者所知，最珍贵的旧版人民币，是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1948年12月1日发行的第一版人民币的样张，因为这是人民币的源头，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为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发布命令而发行和流通的，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是董必武亲笔题写，这套样张也是董必武亲自珍藏，新中国成立后才郑重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所有票面上的编号都是00000000号，可见这套人民币样张承载着多么丰富、多么重要的历史信息，具有何等丰富、何等重要的文物属性和文物价值！

    在电视或报刊上，经常可看到有些收藏品经营者（还有奢侈品经营者）推销其产品，说得神乎其神，时不时地加上一句：“这东西本身就是文物！”这种说法完全是信口开河，毫无根据。收藏品和文物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形成的背景条件不同，承载的历史信息不同，内涵意义不同，决不能混为一谈。

    第三，把“纪念品”与“文物”混同，误以为纪念品既是为纪念某一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而制作，也就具重要有历史意义或文物意义，未来必定有巨大的升值空间。因为有这种误解，所以近年来各种纪念品呈大规模上升势头。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起，全国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东亚运动会、民族运动会、城市运动会、上海世博会、西安园艺博览会、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等大型活动，一个接着一个；此外，还有每年的生肖轮回，打开电视、报纸，各种名目的纪念品广告铺天盖地，广告词极具煽惑力，可谓天花乱坠！在这些纪念品中，最有分量、喊得最响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们的纪念品，什么“15位开国元勋传国玉玺”啦，“十大元帅纪念品”啦，这样那样的金银纪念章啦，高端纪念手表啦，纯金纪念奖章勋章啦，和田玉纪念印章啦……名目繁多，让那些久已仙逝的领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还要被拉出来，为纪念品制作商们“造势”，在喧嚣的市场上“摸爬滚打”！

    举一个例子，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收藏家协会联合监制并出具证书的一套“毛泽东金像勋章”（又称“开国领袖勋章”，共三枚），除在各大报刊、各大网站显著位置刊登广告外，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还亲自上镜作电视广告，宣称“开国领袖勋章，等同国家文物”，是 “国家破格审批，权威机构巨献”，是“新中国国家第一次发行的最高等级的领袖勋章”，是“世界领袖勋章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其未来价值绝非几万、几十万所能衡量”……

    表面上看，这段广告很能忽悠人，实际上一捅就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颁发国家勋章必须根据国家立法机关的法令，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我国1955年颁发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也是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而实施的。广告说你们这枚“国家领袖勋章”是经“国家破格审批”的，请问：是经哪个国家机关？是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破格审批”的吗？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见人大常委发布的文件或信息？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国收藏家协会既不是国家立法机构，也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有什么资格制作和颁发“国家勋章”？是经人大常委授权的吗？有没有授权文书？不知监制者和发行者如何自圆其说。

    颁发勋章是国家的褒奖行为，是由国家发布命令，授予在保卫祖国、经济建设、执行公务、科学研究等活动中有重大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荣誉，要举行隆重仪式，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向有功人员颁发。为什么你们这种“开国领袖勋章”，没有颁发对象，也没有颁发条件，不管什么人，只要花钱就能买到？难道国家颁发勋章的褒奖行为，变成了金钱买卖行为？这可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说“开国领袖勋章，等同国家文物”，是谁家的规定？什么样的物品能够成为文物，那可是有条件的，国家文物局也只是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没有自己制造文物的权力，难道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国收藏家协会是国家法定的文物制造机关，其产品能够无条件想当然地“等同国家文物”吗？

    可见，这些耸人听闻的广告词，通篇是空话，大话，假话、笑话、 忽悠人的话。纪念章就是纪念章，怎么能成为“领袖勋章”和“国家文物”呢？由这个例子举一反三，大家就可明白，纪念品和文物，纪念章和勋章，完全是两码事，是不能划等号的。纪念品制作得再精美，也只是纪念品，工艺品，而不是文物。

    第四，把文物看作“摇钱树”，把收藏看作“招财进宝”的手段，把文物看作奇货可居的“猎物”，梦想一锄头挖几个金娃娃，大赚一笔。这种想法，同正常的文物爱好，文物收藏，已不可同日而语，如属正当投资，当然并无不可，如果走火入魔，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文物具有多重价值，其中也包括经济价值（准确一点说，应是“金钱价值”），一件极具观赏性或贵重材质的文物，在拍卖会上，往往能拍出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高价，这正是投资者或投机者把文物看作摇钱树的原因。但从其根本属性来说，文物不是商品，不会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因而是“无价”的。三大收藏机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谁也不会把他们的藏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拍卖会上的拍品，有些是流散于私人手中的文物，有些则不一定是文物（而是艺术品），而且，拍卖是一种特殊的商业交易形式，那是“富有者”、“新贵们”光顾和炫耀的场所，不是普通百姓玩儿的地方，拍卖品经过买家的竞价哄抬，以最高价成交，高得令人瞠目结舌，一方面昭显出拍品的高贵，另一方面也昭显出买家的“实力”和“地位”。但那是“周瑜打黄盖”式的买卖，那价钱，与其说是拍品的“身价”，毋宁说是买家“身价”的一种折射而已。

    文物中也有许多“不值钱”的，比如，时传祥纪念馆里陈列的全国劳模时传祥用过的背粪桶，决不会出现在拍卖会上，谁愿意出高价购买？但那个桶却述说着时传祥对“人生”、对“劳动”的诠释，凝聚着时传祥“宁愿一人脏，换来千家净”的伟大奉献精神，启迪着后人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深层次思考，是一件极为宝贵的文物。又如，革命烈士向秀丽扑向烈火时被烧焦的衣服残片，铁人王进喜在石油钻井台上使用的刹把，以及无数先烈的遗物，无不透射出感人的高尚情操、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其中许多都已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都是无价之宝，国家之宝，但这些文物如果用金钱去衡量，恐怕也值不了几个钱，富豪们也不会出高价购买。可以肯定地说，文物不是商品，更不是摇钱树，拍卖会上的高价，决不是衡量文物价值的主要标尺，文物的价值不是“价钱”，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二）如何把握文物的要素和内涵

    文物与“古物”、“古董”、“古玩”及其他收藏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如果只看外观，文物和“古物”“古董”、“古玩”或其他收藏品等也许没有什么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更深层的要素和内涵的不同。按照博物馆界约定俗成的看法，文物必须具备这样一些要素，即：①物件的原真性（不是赝品、仿品），②明确的物主（物件的所有者、创作者、使用者、收藏者，知名度越高越好），③明确的年代（物件产生或形成的年代），④明确的地点（出土地、出产地、发生地、窑口、厂家），⑤物件的外观或可见特征（质地、造型、体量、重量、纹饰、工艺、铭文、商标、题款……），⑥与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关联度（形成的历史背景），⑦在某一领域的开创性、代表性、典型性（物件的重要意义），⑧确实可靠的流传经过和生动情节（物件的沧桑经历），⑨存世数量稀少等等。各博物馆在征集或收购文物时，都要用这几条去衡量筛选一下，看看要征集或收购的东西够不够文物“资格”。所以这几条可以说是文物必备的要素，或者说是认定文物的一般标准，缺少哪一个要素，这件文物就“真假难辨”，“来历不明”，“说不清楚”了。这些要素在认定文物的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第①②③④是认定文物的“身份”，是“验明正身”，起着“身份证”的作用，缺了这几条，就好比一个人没有“户口”，也上不了户口；第⑤是文物的外观和体征，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好比一个人的身高、体重、长相；第⑥⑦⑧是文物的内涵，即文物承载的历史信息，所起的历史作用，见证的世事沧桑；第⑨是数量上的考察，物以稀为贵嘛。而一般古物、古董和收藏品，则不具备也不需要这么多的要素，只看其外观或可见特征如质地、造型、纹饰、工艺、体量、重量、铭文、图案、商标、产地等等就可以了。

    在文物的诸多要素中，要格外关注文物内涵的重要性，因为在确认了文物的“身份”之后，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就是挖掘文物的价值，发挥其持久的社会公益作用，而决定文物价值高低的主要因素，就是文物的内涵，特别是那些在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中具有标志性、典型性、重大记事和重要典故（故事）的见证物。

    下面略作说明：

    标志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若干阶段，其间有社会形态的嬗变、王朝的更替、时代的变迁、生产方式的转变、重大事件的发生、重大科技的发明等等，每一次的更替（变化、变迁），每一次的开端（发明、发生、发现），都有重要的事件（或时间）为标志。以中国近代史为例，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6年的西安事变，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1945年的抗战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等，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或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此外，许多新事物的出现，例如中国的第一所大学，第一家钢铁厂，第一家造船厂，第一家兵工厂，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黄河大桥，第一座长江大桥，第一座原子反应堆、第一座核电站，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第一次载人飞船绕地球飞行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工业、教育、科技发展的新起点和新高点。能见证这些重要历史节点的遗存物，本身就形成于那些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大事件之中，必然（必须）是具有标志性的物品，这是文物的属性所不可或缺的。__典型性——是指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遗存物中，最能反映其主要经历（过程）、主要情节、主要成果（结果）、主要作用的物品。如威远炮台及所存大炮、关天培的单筒望远镜、三元里人民及各地军民抗英器械等，是鸦片战争的典型遗存物；湖北和各省都督、军政府起义后发布的布告、起义军使用的十八星旗和枪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是辛亥革命的典型遗存物；刻有铭文“南昌暴动纪念 朱德自用”的毛瑟手枪，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发布的布告，起义军使用的枪械等，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典型遗存物，……以此类推。典型性也是文物属性所不可或缺的。

    重大记事——所有文物都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具有“记事证史”的作用和意义，这也是文物与一般物品的区别之所在。对于一般物品，人们只看它的外观和性能，这就够了，因为它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告诉人们。而文物除了外在表象，还有丰富的内涵，还有更深层的历史烙印。以司母戊大方鼎为例，从外观上看，它只是一个特大的方形鼎，重达832公斤，是迄今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壁上刻有“司母戊”三个记事铭文，说明这是商王武丁（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专门制作的，属商代王室的礼器，突显出“司母戊大方鼎”的王者之尊的地位，这是一般的鼎所不可及的。由此，人们对大方鼎的硕大、精美和用途，有了更深的认识；司母戊大方鼎除了物理重量，还有巨大的“历史重量”。

    再如，“中山舰”被打捞出水时，伤痕累累，出水文物中，有一个“永丰舰”的小舰牌，和一座刻有“孙中山遗像”铭文的孙中山小铜像，这都是有关“中山舰”的重大记事，说明“中山舰”的前身（原名）是“永丰舰”，说明孙中山与“永丰舰”的密切关系，说明该舰是为纪念孙中山这位伟人而改名为“中山舰”的，舰上的累累伤痕则是全舰官兵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见证。正是这些发生在“永丰舰”——“中山舰”身上的大事，使这艘在外观上、性能上看似平常的军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军舰之一。

    文物是历史的载体，道理就在于此。

    重要典故（故事）——典故也是故事，它与记事有相同之处，又有所区别：故事的情节更丰富，更生动，更有趣味性。上面提到的先驱先烈、英雄模范和杰出科学家们留下的的标志性、典型性遗存物，每一件背后都有一篇动人的故事。有的典故是文物在其形成时所固有的，有的典故则是在其流传过程中产生的新情节，这种新情节积累越多，文物的厚重感越强。仍以司母戊大方鼎为例。这个大方鼎虽是王室重器，九五之尊，但在河南安阳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不为人所知。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穷困至极的农民，为了找点“外财”以养家糊口，在盗墓时发现了这个大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了出来，却难以找到买主，卖不出好价钱。日本侵略军听说了这件事，派宪兵来索要，农民们生怕这件宝物被日本人抢走，又把它埋到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知情者也分散流浪到外乡，不敢回家，日军来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也算侥幸。抗战胜利后，农民们才把这个大鼎又挖了出来，由县政府收回保管。1946年蒋介石60大寿时，当地国民党军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把大鼎要走，作为奉献给蒋介石的寿礼，运到南京，蒋批示交中央博物院保存，并前往参观，特意在大方鼎前留影。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当局未来得及把大方鼎运往台湾，留在了大陆。后来，大方鼎又运到北京，成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些新的情节，更增加了人们对这件国宝的认知和珍惜。

    再如，鲁迅和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中文名邬其山）的深情交谊是尽人皆知的。1931年，鲁迅到内山书店（内山完造在上海开设的书店）拜访，谈到中国军阀统治的黑暗，两人均感慨不已。内山完造请鲁迅题诗，鲁迅略加思索，即兴写了一幅条幅：“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辛未初春书请邬其山仁兄教正”。写完后，因未带印章，鲁迅就破例在自己的署名下面按了一个大拇指手印，两人均不介意。这个手印不仅是鲁迅书法作品中所仅见，也被书法界传为佳话。内山完造一直珍藏着这幅作品，1945年带回日本。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先生担任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1954年，他听说上海正在筹办鲁迅纪念馆，便特意托人将此件送往上海，回赠鲁迅纪念馆，算是“完璧归赵”。观众在鲁迅纪念馆看到这件文物，无不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当然，文物内涵不仅仅表现为历史信息，艺术类、科技类文物还有各自承载的艺术信息和科技信息，但那也是艺术史、科技史上的信息，还是离不开各式各样的专业史。我们把文物承载的所有信息，大而化之地总称为文化史或人文史信息，并无不可吧。总之，文物内涵才是文物的“灵魂”，文物价值的结晶。未经历史沉淀，与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没有联系，缺乏内涵的物品，是不能等同于文物的。这里还要说明，所有文物，都是在无法预知的某一历史节点（或机遇）上顺势（不经意间，自然地）形成的，都是在某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上发挥了实际作用而形成的，决不是人们可以随意制造的。再以上述珍贵文物为例：商王铸造那尊大方鼎，是为了祭祀其母，他把大方鼎埋入地下，是为了永久随葬，让墓主在虚幻的阴间世界继续享用，而不是为了后世拿出来展览。孙中山登上“永丰舰”，是为了避难而在仓皇间作出的选择，他事先并不知道陈炯明何时会叛变，也不知道要在舰上待多少天，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些什么事？朱德的毛瑟枪是他在担任南昌公安局局长时配备的工作用枪，他事先并不知道要组织八一起义，不知道起义的结果怎样，更不知道他会是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他只是奉命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佩带和使用了那支枪。

    鲁迅给内山完造题诗，只是表达两人的友情，表达对时政的嘲讽，他在自己的署名下按一个大拇指印，并不是“故弄玄虚”，而是“随机应变”，他更不知道那副作品还会重回上海，被“鲁迅纪念馆”珍藏和展出……一句话，把握好文物的要素和内涵，就可以弄清文物和一般物品的区别，不被那些似是而非的假文物广告所忽悠。

    （三）如何认识文物的价值

    关于文物价值，已有很多论文和专著作了详尽的论述。这里仅围绕本文讨论的问题，讲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文物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这是文博界的共识。我想说的是，历史价值是一切文物之首要的、基础的价值，因为历史是文物的“根”，不管什么类型、什么行业的文物，都是植根于历史之中，有其自身的历史内涵，即使是艺术类、科技类文物，也是在艺术史、科技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历史内涵的文物是不可想象的，否则，文物就不可能是历史见证物，也就不成其为文物。一些现代工艺品、纪念品，尽管造型十分精美，制作十分考究，因为缺乏历史内涵，依然不能被认定为文物，而只能是工艺品、纪念品，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许多文物也有经济价值，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毋庸忌讳。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金银器、玉器、瓷器和其他艺术品，是摆设赏玩的最佳品，令人叫绝，价值连城，在拍卖会上可以卖出几百万、几千万以至上亿元的好价钱。但即使文物能卖到如此高价，文博界却从来没有把经济价值作为衡量文物价值的主要尺度，甚至根本没有把经济价值列为文物价值之一，因为从其根本属性来说，文物不是商品，没有市场“价格”。拍卖会上的成交价，只是买卖双方临时达成的“协议价”，而不是文物的一般市场价；“鉴宝”和“寻宝”节目上鉴定师给出的价钱，也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

    第三，有一类文物，例如前面提到的全国劳模时传祥用过的背粪桶，革命烈士向秀丽扑向烈火时被烧焦的衣服残片，铁人王进喜在石油钻井台上使用的刹把，以及无数先烈留下的血衣、遗书、遗物等，既谈不到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更谈不到经济价值，没有人会把这些文物拿到拍卖会上，除了博物馆，恐怕也没有人会以高价收藏这些文物。但这类文物却有着极高的社会教育价值，是其他类别文物无可比拟的。所谓社会教育价值，是指文物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等精神层面、品德层面对后人的感召作用和启示作用，是指文物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国民思想素质方面对全社会的引导作用。这方面的教育不仅要在学校里进行，而且要要在全社会进行，所以也可称之为无差别的社会教育。近现代以来，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民主的革命斗争中，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涌现出无数的先烈、英雄和杰出人物，他们的遗存物无不透射出感人的高尚情操、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是进行社会教育的最好教材。挖掘和发挥文物的社会教育价值，是文博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四，如此说来，文物具有四种固有价值和一种附加价值，四种固有价值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前三种价值早已在文博界形成共识，社会教育价值则是博物馆在近几十年社会实践中新发现、新挖掘出来的一种新价值，是前三种价值所不能涵盖，也不能取代的，这一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取得共识。此外，文物还有一种附加价值（称“被动价值”也许更合适），即经济价值，可以作为投资品或投机品来看待，但这不是文物的固有价值，文物不是商品，就其根本属性来说，是谈不到经济价值的，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部分文物也被作为“特殊商品”卷入了市场，使它们具有了“价格”，即经济价值。但这决不是文物的普遍价值，姑且称之为“附加价值”（或“被动价值”）。

    以上看法对不对，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