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文物报（2013年10月18日6版）                         作者：燕海鸣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其中，有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与城市建设相冲突被拆除和遗忘，也有非物质的民间文化遗存在商业化过程中失去了本真的内涵。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主要根源，是“进化/线性”的社会时间观在文化领域的渗透。这套时间观与文化遗产保护话语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冲突进而造成了遗产保护必须让位于主流“发展话语”。其解决之道是在文化领域以“文化认同”话语代替“进化”的时间观，强调个人、群体、国家在集体认同上的精神内核。

　　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杰梅因·格里尔（Germaine Greer）曾说：遗产是构成我们身体的DNA的文化表达。大卫·罗文索尔（David Lowenthal）在《遗产圣战》中说，遗产从历史中萃取认同的符号，将我们与先人和后辈联系起来。因此，文化和认同是遗产的两个根本要素。保护遗产，本质上是对文化精神的再现，以及对群体团结的凝塑。

　　从时间维度上讲，一个文化，无论承载它的人群代际如何更迭，其本质内核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媒介得以传递，遗产——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是这种文化传递的重要载体。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字，从石窟、墓葬到纪念性的古迹，一个文化体系通过这些符号性的文化表征得以延续，并对一代代传承者的心理和文化结构进行影响，塑造着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空间维度上讲，文化遗产可以令生存于一定空间系统中的人产生集体归属感，甚至可以使生活在不同地点的人群形成超越地理边界的凝合力。从这个角度而言，遗产在塑造集体认同上的能力甚至超过了政治和经济。比如，中国的龙图腾、长城等文化符号，无论中国的政治影响或国力是否强大，都能够唤起客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的民族认同。

　　不过，文化遗产之于一个群体和国家强大的认同凝聚力，与其主流社会话语不一定相协调，其后果往往是遗产的保护让位于其他社会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度成为中国政治　的主流话语，渗透在社会生活之中，对“发展”过度强调，对“过去”过度否定。这套话语体系将过去视为野蛮、平庸、古板的象征，将未来定义为文明、优雅、创新的象征。这种线性的时间观念，辅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这套话语体系的影响下，“发展”高于一切——唯有“发展”，民族才能复兴，国家才能独立，人民才能生活得更好。

　　笔者无意否定发展本身的重要性，但这套“进化”时间观是否适用于文化领域，值得商榷。仅就遗产保护而言，线性时间观给文化遗产的延续造成了本质上的影响，甚至在特定的年代中，一切文物都可以被作为封建残余被肆意破坏。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和民众越发认识到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这套以经济发展为衡量国家成就主要标准的话语体系，依旧极大阻碍着文化遗产真正得以保存。文化被分为进步的与落后的，现代优于传统的观念依然深植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我们看到遗产消失在大规模城镇建设过程中，仅就北京而言，大片四合院社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性的建筑和街区，有机的文化记忆让位于无机的高楼大厦。

　　而与之同时出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纪念传统节日，开始关注传统服饰，开始向海外推广中国的符号。这对矛盾的现象揭示出一种吊诡性：一方面我们通过经济建设摆脱了贫穷和孱弱的国家形象，通过“发展”强化了国家的实力和国人的自信；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通过回到过去，回到遗产中去发掘历史信息，去搭建起勾连历史与未来的桥梁，没有这样的桥梁，似乎又无法维持通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自信。实际上，这种吊诡的本质，依然根源于长久以来发展高于一切的话语体系，甚至可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至今仍未褪去。如果不解决这套发展话语和遗产保护的关系，后者必然只能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循环之中，无法从根本上获得行动的合法性。

　　上世纪70年代，英国曾经爆发一次大规模的辩论，争论的主题是究竟要不要保护“文化遗产”。以罗伯特·休伊森（Robert Hewison）为代表的“反遗派”认为，文化遗产在英国雨后春笋般出现，揭示着英国人对国家和文化自信心的衰落。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遗产的数量是成反比的，对今天越不自信，对过去就越顶礼膜拜。他们秉承尼采的观点，认为一个沉迷于和自己的过去玩游戏的民族，注定要被淹没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

　　这种批评固然有过度阐释之嫌，但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反思的视角。文化遗产的保护应避免成为“怀旧主义”的副产品，它应该从积极的层面去促发群体和国家的凝聚力，而不应成为被动、消极地逃避现实的文化鸵鸟主义。法国学者勒高夫在《历史与记忆》中讨论了怀旧主义者的心态：“历史进程的加速让工业社会的民众越发地怀旧，由此也产生了‘复古’的时尚，它激发了对历史和考古的热情、对民间传说的兴趣、对人种学的探讨、对回忆及纪念性的原创照片的迷恋、对‘祖宗遗产’的尊崇等。”这段论述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令人逃避现实的功能。通过追溯过去，我们可以发泄对现实的种种不满。

　　之所以产生这种负面的遗产怀旧心态，根源上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至上论在起作用。这种理论描述和向往美好的未来，表达发展可以让生活更加美好。但事实却是，发展可能让物质生活更加丰富，却不一定给每个人带来快乐。对一些人来说，对“发展”的美好期盼所换来的可能是幸福度的下降和生活自信的退却。带有这样否定现实的心态去欣赏和保护遗产，并不是文化遗产真正需要的。

　　实事求是地讲，单纯的“发展大于一切”的线性时间观已逐渐丧失了其曾经的魔力，现在的国民很难再凝聚在“高速经济发展”的话语大旗之下。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中，文化遗产塑造集体认同的力量凸显出来，理应成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团结的主导话语之一。尤其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积极的遗产保护的文化心态，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要素。

　　因此，“认同”应该取代“进化”，成为在文化领域国家团结、民族凝聚的主要概念。一个成熟的国家，应让自己的历史有存在感，更应让民众有存在感和凝聚力。在这方面，遗产自身的内涵也能够得以扩展和升华。遗产不应成为今人逃避现实的避难所，而是应该成为促使民众和民族反思历史、凝聚认同、参与公共事务的互动平台。遗产可以是伟大绚丽的国家历史符号，也可以是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文化过程。

　　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传统民俗和现代生活不是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只有对这一点有了深刻认知，我们才能够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发现“人”的存在，进而赋予这些“人”生命的意义。“生活得更好”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发展，更意味着在社会中、在文化生活中拥有一种归属感。而对历史的尊重，对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则是培养和塑造这种归属感的基本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