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文物报2012-02-24作者： 李 奇 袁 方

流散民间的老瓷器在传承过程中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就是口沿，一代又一代的好古之人面对这些爱物多生怜悯，总会想些办法让它更好看一点。传统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做“加法”——用金属或木料做成口沿的样子镶在瓷器上，二是做“减法”——用工具将缺损后参差不齐的口沿磨平整。前者让器形变得完整了，但材质不同，一看就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它并未改变器物的原貌，在合适的办法出现之前不失为一个好的“应急之策”；后者就是完全“杯具”了，它不但使器形比例发生变化，而且加大了器物的残损程度，这种破坏性的处理方式是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的大忌。

    笔者要介绍的这件黑地五彩人物镂雕方棒槌瓶的口沿就是在严重损坏后被人打磨平整，不但使口沿完全缺失，丧失了器物的造型美感，而且还去除掉了最上层雕刻的一组房屋屋顶，画面也残缺不全了。瓶子遭到了“灭顶之灾”。

    耿宝昌先生著《明清瓷器鉴定》第214页有述：“黑地五彩方棒槌瓶的造型和装饰方法始创于清代康熙年间。清末光绪后大量仿制，成绩卓著，民国仿品制作最佳”。这件器物论胎、釉、彩的质感、发色和人物开脸都具备典型的民国时期制品的特征。制作年代虽然距今不太久远，但是仍不失为一件瓷器精品：撇口，束颈，圆折肩，腹上宽下窄，方底宽圈足。颈部及器腹四面以锦纹开窗镂空雕刻出《西厢记》的9幅场景。成形工艺复杂，内容雕刻、设色精美。

    如何把这件器物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呢？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摸索和实验，发现用“胶补缺”的传统修复方法无法达到好的效果。因为“胶补缺”的前提条件是要有样可循，而现实情况是此瓶的口沿无论是高度还是弧度都无样可循，更不谈大面积补胶后瓷器的质感已荡然无存。那么只能用“瓷配瓷”的方法。问题是这个补配的瓷口沿又从何而来？如果按照想象现烧一个，精度根本不能与现有瓶身完全对接，而且成本昂贵。于是我们想到了堆放在文物商店库房中已经失去商品价值的残碎瓷器，有些虽然器身已完全残碎，但是口沿却很完整，说不定其中就有合适的。我们的修复工作就沿着这个思路开展起来。

    首先测量该瓶现有口沿的有关数据：外沿直径12.3厘米，口壁厚度0.3厘米。以红色打样膏为模，记录口沿外撇弧度。参照耿宝昌先生著《明清瓷器鉴定》第188页图355所示方棒槌瓶造型图，完整口沿的外撇最大直径略小于肩宽，对该瓶来说约14厘米。根据以上条件，我们在残碎瓷器中找到了外形最为接近的一个口沿。接下来就到了安放口沿的步骤了。该瓶造型完整的肩腹部通高32.4厘米，而这种造型的瓶肩腹部高度与全身高度之比为1:1.4，由此可计算出该瓶完整高度为45.7厘米，而现有高度为43.2厘米。这便可知加上去的部分高应为2.5厘米，再按比2.5厘米稍低的高度进行切割补配。如此做是因为每件圆形瓷器皆为人工拉坯制成，高温成形时都会发生细微的变形，其平截面都不是一个正圆。即使局部测量的直径一样，两者对接时也不会完全吻合，必须留有一段空间实现过渡。

    用环氧树脂将过渡部分填充并打磨后，修复工作进入对最上层房屋屋顶进行雕刻的阶段。由现存的屋顶部分结合古建常用结构相关知识可知，西耳房的屋顶在前，应完整呈现；而正房西侧屋檐前端应被西耳房遮挡，只呈现露出部分。我们先用笔画出大致效果，再用环氧树脂堆出外形，趁其半干不干时剔出纹饰。

    后续工作就相对简单了：外部上黑地色及各种彩色，内部按内壁釉色上色。最后处理修复面与完好面的光泽过渡从而结束整个修复工作。

    回顾这件黑地五彩人物镂雕方棒槌瓶的修复过程，其难点主要在于口沿和纹饰的补缺。前者要求高度、厚度、外展弧度、质感的全面精准；后者则要求对画面的深刻解读，不能有一丝的误差。特别是将残碎老瓷器的完整口沿利用到瓷器修复中，实现“变废为宝”，这条修复思路不但完美地拯救了遭受“灭顶之灾”的老瓷器们，而且延伸开来，会大有可为——将来没有价值的残碎老瓷器，只要有完整的局部如口沿、耳饰、钮系、圈足、纹饰等，都能按照要求稍作改形后使用到只有这些局部有残损的瓷器的修复中。(2012年2月22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