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昆明日报、昆明市博物馆合办栏目——滇池人文地理 《环滇考古记2》（昆明日报：2012-07-31）（ 首席记者  杨璐）

　　如果说，我们尚且能够为昆明旧石器时代历史寻找到一个灿烂的标签——龙潭山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却依然无法为昆明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寻找到一个明确的“挂靠单位”，就像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建立起脉络清晰的区域文化体系。

　　我们不能忽视这段昆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因为，作为寻找滇族、靡莫之属起源，认识“滇文化”形成的基础或唯一依据，只有全面了解这一时代，才能具体、生动地揭示出昆明原始社会全貌，才能填补昆明通史上的空缺，从而将一部完整连贯的昆明社会发展史真正地展示出来。

　　而现实情况却是，自1953年起，昆明市在调查到的59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仅试掘了2处，且从未开展过正式的发掘。目前，昆明新石器考古工作仍然进展迟缓、头绪混乱……

　　理论

　　昆明社会发展史应是完整的

　　寻找到相关遗址，对于揭示昆明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文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始社会在度过漫长的蒙昧时代后，也就是在距今约一万年前，开始进入野蛮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人口的增长，昆明原始先民开始离开祖辈穴居的崇山峻岭，逐渐迁徙到滇池流域的湖边河旁。随后，人们开始由接受天然赏赐过渡到经营生产，逐步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广泛地制造陶器和进行纺织，驯养繁殖动物，栽种植物，最终产生了有相当规模的氏族部落‘邑居’村落，母系氏族公社由此开始高度发展，并达到氏族制度的全盛时代。”

　　昆明市博物馆研究员胡绍锦一直在研究和寻找新石器时代遗址。他介绍，这一时期，昆明的原始农业、畜牧业有了更大进步，以轮制陶器和初期红铜器制作为主要标志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社会分工扩大，原始的物物交换关系出现。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促使母系氏族社会解体，父系氏族社会由此出现，整个氏族社会崩溃，社会开始跨入滇文明时代。

　　“这一进程从理论上讲，完全符合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摩尔根揭示的人类社会进化的共同过程。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不能满足于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谈，必须寻找到确凿的实物证据。”胡绍锦认为，作为史前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石器时代历史，与旧石器时代历史一样，都属于人类的非文字史时期。“这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史前考古学对史前人类遗迹、遗物进行发掘、研究，以恢复当时的文化面貌、社会生活，了解其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组织情况，并进行分期断代。因此，寻找到相关遗址，对于揭示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文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初探

       40年间发现59处新石器遗址

　　使用磨制石器、学会制作陶器、懂得驯养和种植、能够纺织是昆明新石器时代遗址反映出来的基本特征。

　　在此背景下，自1953年起，考古工作者便开始在滇池流域孜孜不倦地寻找这一消逝数千年的史前“伊甸园”。

　　“滇池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分布在东岸，整个发现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持续时间长达近40年。其中，第一阶段为1953年-1979年间，这一阶段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全部属于贝丘遗址；第二阶段为1982年制1985年间。”

　　1953年8月，由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文史馆和昆明市文教局共同派员组成的“昆明市文物检查组”，在官渡螺峰村内发现了一处遗址。

　　1954年，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在晋宁发现并试掘了被认为是贝丘遗址典型的石寨山遗址。经过碳-14测定，推断其早期文化层距今在4269±180年左右，而晚期文化层距今约在3120±170年。可以说，昆明滇池周围的全部贝丘遗址均属于“石寨山类型”。

　　1958年1月，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黄展岳、赵学谦等专家又在滇池东岸发现了海源寺、石碑村、乌龙铺、石子河、安江、象山、河泊所等遗址。

　　同年3月，当时的云南省文物干部训练班对螺峰村遗址进行了试掘。

　　1959年，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滇池周围相继发现了文家山、古城、团山村、渠西里、兴旺村、后村、老街、白塔村、白塔山、黑林铺、光山、螺蛳山、王家滩等遗址。

　　1979年，该队发现并试掘了位于西山区碧鸡乡王家堆村附近的王家堆遗址。

　　在第二阶段的3年时间里，原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全市开展了大规模文物普查，新发现石嘴、连然镇、燕子洞、大天窗洞、马厂、宝石洞、龙潭洞、蝙蝠洞、营盘山、角家营、阿巧村、涌金山、仙人洞、玉龙村、路南五中、茂舍祖、观音山、小平山、大河村、福安村、小团山、黄牛墩、梁王山、采龙村、龙潭山、江尾村、大古城、小古城、归化、龙街气象站、麦地坝、石虎滩、虎山及市内轻汽大厦、五华区文化馆、光华街口饵丝店等36处遗址，分布遍及整个滇池流域。

　　“40年间，昆明市一共调查到新石器时代遗址59处，其中试掘2处，却从未开展过正式的发掘。”通过试掘和采集，考古工作者大致搞“清楚”了以石寨山为代表的一大批贝丘遗址的文化面貌，并初步确定昆明的“石寨山类型”文化分布范围北可及宣威，南可至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周围。“这些遗址内，磨制石器有斧、锛、锤、铲、锥、镰、刀、纺轮，以及坠、砺石等，其中，具有有肩石斧、有段石锛、有肩有段石锛等为区别于云南其他新石器文化的代表性实物。陶器中，早期以火候较低的泥质红陶盘、碗为典型，晚期则以火候较高的夹砂红陶灰陶器为代表；此外，遗址内均有大量的螺蛳壳堆积，且螺蛳壳尾端均被砸开，这表明这些堆积是原始人取食螺肉后有意堆集起来的。”胡绍锦介绍，使用磨制石器、学会制作陶器、懂得驯养和种植、能够纺织是昆明新石器时代遗址反映出来的基本特征。

   深究

   滇池新石器遗迹等待挖掘

　　40年间，我们一直未能在昆明的山川平野上找到如同西安半坡那样的遗址。

　　从昆明新石器时代遗址显示的特征出发，一些学者开始根据文献资料和分布地区对“石寨山类型”文化的族属进行推测。

　　“因为在东南沿海的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台湾、香港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肩石斧、有段石锛、有肩有段石锛和印纹陶等器物，因此，部分学者认为石寨类型文化属于百越文化系统；同时，也有学者竭力在其中寻找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影响。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石寨山类型’文化性质的定性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胡绍锦看来，近40年来，虽然对“石寨山类型”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说，借助自然科学手段，通过对古稻碳化籽实及古稻痕迹的观察、研究，确定石寨山等地出土的标本属于亚洲最早驯化的籼、粳稻亚种，从而得出了云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乃是亚洲水稻栽培起源地的结论；此外，还有专家调查鉴定了滇池沿岸的贝丘遗址，确定了古螺蛳壳的种类及分类地位等。”但“文化内涵不详”的“石寨山类型”文化，依然未找到明确“挂靠单位”，也未能像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建立起脉络清晰的区域文化体系。“甚至可以说，昆明新石器考古工作仍然进展迟缓、头绪混乱，就像是一锅稀粥。远不及对‘滇文化’研究，做得炉火纯青，引人注目。”

　　庆幸的是，2008年11月10日至12月10日间，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云南滇池东南部地区进行了第一年度的田野调查工作。在这次调查中，考古人员在64平方公里的调查区域内发现了43个遗址，其中大部分遗址都发现于由数量众多的腹壳类水生生物——螺蛳的残骸堆积而成的小山包上。这一发现对于昆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仅一次调查是远远不够的。”胡绍锦希望，可以尽快开启昆明第三阶段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

　　胡绍锦呼吁必须加强昆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力度、深度及广度。“就以族属分析来说，不能老拘于故籍，把司马迁归纳西南的头饰特征套来套去，硬说椎髻是滇族，编发就是昆明族等等。而是应该更多地求助于人类学、特别体质人类学等，只有这样，才能将史前民族的研究放到可靠的基础上；此外，就拿贝丘来说，在过去的调查中，前人认为其不过只是一堆螺壳堆，而往往一笔带过。但实际上这是新石器时代采集经济的证据，是人类行为学最好的研究对象之一。”必须通过对螺蛳壳堆积属种、数量、体量等方面的研究来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组织情况。“虽然40年间，我们一直未能在昆明的山川平野上找到如同西安半坡那样的遗址，使人们能在方寸之间觐观先民的辛艰，领悟劳动创造世界的真谛。但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在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后，总有一天，我们能在春城大地上寻找到消逝数千年的史前‘伊甸园’。”

　　参考文献：《昆明新石器时代考古评述》、《云南滇池地区聚落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云南滇池东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